免息杠杆炒股央行也会犯错

发布日期：2024-07-22 18:39 点击次数：188

免息杠杆炒股央行也会犯错

6月13日，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纳入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建托管(以下简称“三方共建托管”)五周年之际，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举行以“医学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之路”为主题的研讨会。现场，复旦大学中山临床医学院、华山临床医学院揭牌。

具体来看，一是调整沪深股通ETF和港股通ETF有关规模和权重占比的调入要求。其中，沪深股通方面，ETF纳入规模门槛由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调整为不低于人民币5亿元；调入比例调整为“跟踪的标的指数成份证券中，深交所和上交所上市股票权重占比不低于60%，且深股通股票和沪股通股票权重占比不低于60%”。港股通方面，ETF纳入规模门槛由不低于港币17亿元调整为不低于港币5.5亿元；调入比例统一调整为“跟踪的标的指数成份证券中，由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股票权重占比不低于60%，且港股通股票权重占比不低于60%”，不再以指数进行区分。

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经济事务都离不开货币以及货币权力的执行者——中央银行。当中央银行的触角已经伸到各个角落的时候，有必要重新认识和发掘中央银行的发展历史、角色变化以及背后的运作逻辑。《货币王者：中央银行如何制造与救赎金融危机》一书，为我们提供一个全面认识中央银行的窗口和镜鉴。

作为贷款人的中央银行

通常意义上，中央银行被视为“最后贷款人”，这一特定角色意味着货币的权力和执行货币政策的特殊职能，是其他金融部门所无法比拟的。当然，对中央银行职能的解释并非具有完全的共识，不同的经济学派对中央银行职能的解释有很大差异。芝加哥学派领军人物、货币学派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在研究了1929年的美国大萧条危机后认为，糟糕的货币政策是造成这场危机的罪魁祸首。他强调自由市场经济的优点，并反对政府的干预。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也认为，20世纪20年代正是美联储扩张性的信用政策导致了大萧条的发生。

关于是否中央银行错误的货币政策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发生，有很大的争议，不可否认的是，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和功能，在400年里得到了持续的强化。如今，世界各国都不得不依赖于中央银行及其货币政策，无论是在应对金融危机、通胀危机、债务危机还是在促进就业、实现经济繁荣增长等方面，中央银行处于无法替代的地位，而且影响力越来越大。应该看到，中央银行制度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维护金融稳定性等方面的作用是巨大的，而这意味着建设和完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必要性，同时应规范中央银行的职能，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实施。

本书的讨论主线带有很明显的时间周期线，通过历史的关键线索寻找中央银行一步步成长壮大的历程。一方面，中央银行的诞生与现代工业经济、现代金融的发展密不可分，并与金融危机始终相伴，从历史的客观维度来看，中央银行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现代经济的增长与繁荣。18~19世纪初的英国以及西欧经济伴随着各类金融创新的兴起，同时也是各种危机丛生的年代。1825年的英国危机，促使人们重新审视英格兰银行在危机中的责任。英格兰银行在现代金融体系中从一家私人机构发展成为中央银行，也是早期工业经济时代国家经济治理走向规范化的过程。早期的摩根银行在美联储未建立之前也充当了中央银行的某种职能，直到1913年美国《联邦储备法案》的出现。

现代金融体系持续演变，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各类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必然要求具有前瞻性和统筹金融监管的中央银行制度。当然，中央银行也存在道德风险，比如通过货币政策对处于危机时的金融机构进行救助。如何监管中央银行就成为了新的议题。

重新认识中央银行的“常识”

在经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20年全球新冠危机后，许多人在反思中央银行的职能定位，尤其是对货币政策提出了大量的批判性观点。

1929年的美国大萧条是研究中央银行和金融危机的典型案例，激发了各个理论学派的研究兴趣，揭示了中央银行的内在矛盾和变革的必然性。反过来，各个理论学派的批判性研究助推了中央银行制度的建设，给“最后贷款人”赋予了更多的功能，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历次的经济金融危机表明，中央银行不仅不可或缺，而且需要加快变革，中央银行的政策有效性和政策实践的负面效应也在遭遇各类复杂环境的挑战。权力越大，责任越多。

本书对中央银行提出了许多新的颇具趣味的观点，同时也就一些可能被认为是常识的历史事件如罗斯福新政、大萧条等进行了讨论。由于历史的发展浩浩荡荡，因而许多常识被简化，甚至存在被扭曲的现象。书中特别提到了中央银行家，这一角色常常与金融危机相伴而生。例如大众所熟知的保罗·沃尔克（1979~1987年在卡特政府和里根政府中担任美联储主席），四次任职美联储主席的艾伦·格林斯潘，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的主角——本·伯南克等，这些中央银行家与金融危机结缘，又被认为是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人物。颇具争议的是，那些当时奏效的政策却在后来均遭遇到了困境，因而不得不改变货币政策。某种程度上，中央银行家同样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中央银行制度需要改革

本书花了大量篇幅讨论迄今为止的21世纪全球金融危机，包括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11年欧债危机以及疫情时代的危机等，都对中央银行提出了新的挑战。虽然美联储和欧洲中央银行通过实施货币政策暂时渡过了危机，但世界经济的现实发展要远远超出政策本身，过去正确的政策举措可能在下一次危机发生时失灵。

当前，一些学者对现任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的“通胀暂时论”和“平均通胀目标制”就提出了质疑，市场和美联储关于通胀的走势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分歧。事实上，美联储某种程度上是反应滞后的，未能及时修正数据带来的错误预判，不得不采取了多次激进加息政策。白川方明认为，欧美国家错误地汲取了日本泡沫经济时的经验教训。因此，中央银行并非具有天然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多次金融危机事件表明，中央银行的政策工具需要创新，中央银行制度更需要改革。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中央银行已被赋予了过多的职能和作用，试问单纯依靠货币政策等工具能否扭转经济衰退、实现就业、解决通胀？即使从历史的角度观察，中央银行并未如想象那般强大，诸如地缘政治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能源危机带来的高通胀以及历次发生的金融危机等，不能仅依靠中央银行解决问题。纵使伯南克具有强有力的政策工具应对金融危机困境，挽救大型金融机构，但实施政策仍需要与各方的协调甚至是妥协，包括其他监管部门、财政部、国会等。伯南克在解释为何美联储没能快速解决通胀问题时提出，应该更明确地承认两点，一是预测充分就业很难，二是确认充分就业的目标已达到也很难。白川方明也认为，所有国家都或多或少地面临货币政策空间不足的问题。没有一种货币政策或工具是“一劳永逸”的。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中央银行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即便是精英云集的美联储，也会在政策制定上犯错。